可人在一处久了，哪有筷子不碰碗的。那年深秋，俩人就为一期节目，红了脸。

那期的当事人，是个姓周的老太太，七十多了，三个儿子，却被推来推去，谁也不愿养。老太太住在楼道里，铺张凉席，街坊看不过，拍了视频寄到台里。苏晚看完素材，气得直掉眼泪，当场拍板：这期就得替老太太出头，把三个儿子请来，当面锣对面鼓，让观众评评理，看他们臊不臊！

崔璨却拦住了她。

“苏晚，不能这么做。”那天就在节目组那间小办公室里，崔璨把那几页素材放下，眉头拧着，“你把三个儿子架到镜头前，当众骂一顿，是解气，收视率也准高。可骂完了呢？节目一播，老太太还回不回那个家？儿子的脸被全国人民踩在脚底下，心里那点仅存的情分，也彻底没了。最后遭殃的，还是老太太。”

苏晚正在气头上，哪听得进去，脖子一梗：“那就眼看着老太太睡楼道？崔姐，你办案子讲证据、讲程序，我做节目，我得讲良心！这种事不给他捅出去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”

“我没说不管。”崔璨的声音也沉了，“我是说，得换个管法。你光图一期节目的痛快，那不是帮她，是拿她的惨，换你的收视率。”

这句话说重了。苏晚脸一下子白了，眼圈刷地红了，盯着崔璨，嘴唇动了动，半晌，猛地转身，抓起外套就走，门"砰"地一声带上了。

办公室里只剩崔璨一个人。她站在原地，望着那扇门，久久没动。她知道自己话说得重，可她不后悔——这世上多的是打着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号、实则消费苦难的事。她不能眼睁睁看着苏晚，往那条路上走。

那两天，谁也没理谁。

第三天清早，崔璨刚到律所，崔丽就进来通报，说省台的苏记者来了，在楼下，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。崔璨心里一紧，下楼一看，苏晚站在门厅里，怀里抱着个保温桶，看见她，鼻子又是一酸。

“崔姐……”她声音哑哑的，“我按你说的，没急着录节目。我带着人，跟着社区，一户一户去找那三个儿子谈，又找了司法所调解……"她吸了吸鼻子，把保温桶递过来，"老二先松口了，说愿意接老太太回去，三家轮着养，每家一个月，立字据。昨儿老太太已经搬回家了。”崔璨接过保温桶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“我回去想了两宿。”苏晚低着头，声音越来越小，“你说得对。我当时就想着在镜头前替她出这口气，压根没想过她以后咋过日子……崔姐，是我浮躁了。”

“傻话。”崔璨伸手，替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，语气软下来，“你那是心软，见不得人受苦，这是好事。我那天话也重了，对不住。”她顿了顿，认真地看着苏晚，“可有句话，你得记一辈子——咱做这节目，手里握着话筒，看着是替人出头，其实也能伤人。越是觉得自己占着理，越得替镜头那边那个最没本事的人，多想一想后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