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提笔，在一张白纸上，慢慢列起了名单。

从那天起，崔璨的案头多了一桩“闲事”。

她办案子有个老习惯，凡遇着那种典型、又讲得清法理的纠纷，都爱随手记两笔。如今这两笔，记得格外用心——哪家物业公司卷了业主的装修押金跑了，哪家培训机构收了钱一夜关门，打工的受了工伤老板不认账，老人被忽悠着买了一屋子“神药”……她记完，挑那些适合做成节目的，连案子的来龙去脉、关键证据、法律条文，一并理清楚，隔天就给苏晚寄过去，或是在电话里讲。

“崔姐，你这是把我那份心都操了。”苏晚又感动又不落忍。

“少废话。”崔璨在电话里笑，“我给你的是案子和法理，能不能做成节目，那是你的本事。京城水深，我够不着，只能给你递这些。还有——”她顿了顿，“我给你列了几个人，法大的师兄周慎，如今在京城一家律所做合伙人，专做消费者维权；还有个《法治晚报》的老编辑，姓孟，是我进修时同寝室的大姐。你抽空去拜访，就说是我让你去的。多个熟人，遇事不至于两眼一抹黑。”

苏晚在那头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往本上记，记着记着，声音有些发哽：“崔姐，咱俩隔着一千多里地，我怎么觉着，你还跟在我身边似的。”

“傻话。”崔璨说，“我人在松江，可你心里那点底，是这些年咱俩一块儿做节目、一块儿磨出来的。你以为你那些个东西，是凭空来的？”

她说的是实话。

苏晚头回独立做维权选题，心里没底，半夜把电话打过来。崔璨刚结了一天的卷宗，披着衣服坐在床头，耐着性子，一步一步给她讲：当事人愿不愿意出镜、证据齐不齐、先告谁最稳、节目分寸怎么拿捏——既得替老百姓把话说透，又不能把自己搭进去，更不能学那种只顾炸、不顾人后路的做法。

“你记住咱们在省城那期周老太太的节目。”崔璨说，“话筒这东西，能替人出头，也能伤人。越是占着理，越得替那最没本事的人，多想一想。”

“我记着呢。”苏晚在那头轻声说，“你说过的话，我一句都没敢忘。”

那些天，崔璨自己手上的案子也没落下。

城东有个打工的，叫老耿，在工地上摔断了腿，工头只肯扔两千块钱了事，还说他“自己不小心”。老耿拄着拐摸到律所，一张脸又黑又瘦。崔璨二话没说接了，帮他申请工伤认定，一趟趟跑劳动局、找证人。夜里回来，再就着灯，给苏晚理选题。

崔丽看不过，劝她：“姐，你这白天跑断腿，晚上还操着北京的心，图啥呀？”

崔璨头也不抬：“图那姑娘一个人在京城，别让人欺负住。”她顿了顿，笔尖没停，“也图……这世上能多一个肯替普通人说话的嗓子。”

机会是开春后等来的。

城西有个新交付的小区，几百户业主，收房时每户交了两三千的“装修保证金”，物业拍着胸脯说，装修完没破坏结构，一分不少全退。结果大半年过去，钱一分没见着，物业先是拖，后是推，再后来，那家物业公司干脆连夜摘了牌子，人去楼空。

业主们大多是掏空积蓄、背上贷款才买下房的普通人，哪里咽得下这口气，可一群乌合之众，跑了多少趟，没人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