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晚上他们坐在老宅的客厅里。林晚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茶几上，信封旁边是木盒子和那本相册。她坐在沙发上，苏砚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。客厅里的灯没有全开，只开了角落的落地灯，光线柔和而集中，照在茶几上那些东西的表面。窗外的老榕树被风吹着，叶子的影子在窗帘上晃来晃去，像一片一片的暗影在墙上移动。那些影子有时候聚在一起，有时候又散开，散开的时候像一只张开的手掌，聚拢的时候像一个握紧的拳头。

“苏砚，”她说，“我想听你讲那天的事。全部。”

苏砚把杯子放在茶几上，两只手交叉搁在膝盖上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像是在心里把那天的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。窗外的风声从窗缝里渗进来，把桌上的纸吹得轻轻掀动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很低，不高不低，像一条安静的河在流淌。

“那天下午下了雨，很大。我在河边拍日落。雨停之后天边出了晚霞，水面上有雾，光很复杂。我架好三脚架的时候看见她从巷子里走出来。她穿着校服，白衬衫蓝裤子，书包背带滑到胳膊肘。她走得很慢，沿着河堤往上游走，走几步停一下，看着河面。我从取景框里看见了她。她的头发被风吹到脸侧，她没有拨开。她站在河堤边上，离水很近，近到脚边的泥土被水打湿了一片。我喊了一声‘林溪’。她没有回头。我又喊了一声，声音更大了一些。她还是没有回头。我以为她没听见。我放下相机，从三脚架后面绕出来，准备走过去叫她。但我走了两步就停住了。因为她的肩膀在抖。我看得很清楚。她的肩膀在抖，虽然幅度很小，但在那个距离我看得见。我当时想——她需要一个人待着。她不想让人看见她哭。我走过去了她可能会更难受。我就站在那里，站在离她二十多步的地方。我犹豫了两三分钟。然后我收起三脚架，把相机装进包里，往回走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林晚没有打断他。她坐在那里听着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指尖微微合着。她听见他声音里那种平静底下的东西，那种被压了很多年的、沉淀在喉咙最深处的涩。他的声音很稳，但那种稳和平时不一样。平时的稳是性格里的东西，现在的稳是用力撑出来的。像一个人用两只手按住一张快要被风吹走的纸。

“我走到那片厂房的时候听见了救护车的声音。声音从远处来，越来越近。我跑回河边的时候她不在河堤上了。水面上有一件校服外套漂着，天蓝色的，袖子灌了水鼓起来。我把三脚架扔在地上跑过去。跑到河边的时候水面上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跳下去找了很久，水很浅，能见度很低，但我摸到了她的校服外套。我把那件外套从水里捞起来，里面没有她。我后来一直在想——如果我当时跑过去拉住她，会不一样吗？我到现在还在想。每年九月十七号我都会想。每年我都坐在那块石头旁边想。十年了，我还是不知道答案。但那天我站在河边看着她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说‘别过去’。那个声音比什么都大。我听了那个声音。然后我就站在这里，一直站到今天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停了一下，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一下。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，背对着她站了一会儿。他的右手的手指在窗沿上按了一下，按得很重。那个动作很短，但她看见了。他也在承受。只是他承受的方式和张桂兰、林建国不同——他不哭，不说话，不诉苦，他只是站在窗边，让风把那些年压下去的东西吹散一点。

林晚坐在那里，很久没有说话。她看着苏砚的背影。他的肩膀在夜色里显得很直，很稳，像一棵被风吹了很多年但根一直没松的树。她想到一件事。这十年里，他每年九月十七号都去河边。他坐在那块石头上，坐在溪溪坐过的地方。他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天黑了也不走。他带烟吗？带。她想起陈婶说过的话——“他脚底下全是烟头。”那些烟头在石头周围排成一个不规则的圆。烟头是白色的，在青灰色的石面上很显眼。他坐在那里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烟灰落在地上，被风吹散了，又被新的烟灰覆盖。他就那样坐了一夜。天亮了才走。第二天早上有人经过河边，看见石头旁边一堆烟头，以为有人在那里坐了一整夜。那个人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坐在那里。但那些烟头替他说了。那些烟头告诉他认识的人——有人来过这里，有人在这里坐了很久，有人没有忘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