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回到老宅之后在沙发上坐了很久。窗外的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慢慢地移动着，从暖橙色变成暗红色，从暗红色变成灰蓝。她没有开灯。她的手指握着手机，指腹反复摩挲着手机壳的边缘，一圈一圈地转。

她伸手去拿茶几上那杯凉透了的水。她的手指碰到杯壁的时候，那只手忽然开始抖了——不是那种细微的颤，是整个手掌都在抖。杯子在指尖晃了一下，水洒出来几滴落在茶几上。她没有去擦，只是看着那几滴水在玻璃面上洇开，变成一小片一小片深色的圆，边缘不规则地扩散着。她能听见窗外巷子里陈婶关小卖部门的声音——铁皮卷帘门哗啦啦地拉下来，然后是一声铁锁扣合的咔嗒。远处有狗叫了两声就停了。那只手还在抖，她把那只抖着的手放下，按在膝盖上，用力按住，让它停下来。

她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走到书桌前，打开笔记本。她把李老师电话里的内容写了下来——三次求助的时间、地点、对话、回应。她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后放下笔，看着那三行字在纸页上排成一条整齐的垂直线，每一条的结尾都是一句没有接住的回音。她在它们旁边画了一条竖线，在竖线的顶端加了一个箭头。箭头指向的方向是一片空白，她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：“不是没有人看见她——是被看见了很多次，每一次都有人看见了，然后都选择了不看。”她放下笔，看着那行字在纸面上慢慢变干，铅笔的灰色在光里微微地闪着细碎的光。

她坐在那里把那行字看了好几遍。她想到一个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——为什么所有人都选择了不看？李老师有她的理由，办公室有其他老师在，她不想让人觉得自己管不了学生。陈老师有他的理由，他要去应付家长的哭诉，他觉得“让活着的人好好过”比追责更重要。那些同学有他们的理由，他们怕被孤立，怕成为下一个被起外号的人。每个人的理由都说得通，每一个理由单独放在一个人身上都不至于让那个人承担什么。但那些“说得通的理由”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了一堵墙。一堵密不透风的、用所有人的“没办法”和“顾不上”砌起来的墙。溪溪就是站在那堵墙的外面，敲了两年多的门。

她坐在那里又想了很久。她想到李老师说的话里有一句她之前没有停下来细想的——“她妈妈说‘知道了，我会说她的’。”六次。“知道了”和“我会说她的”，中间隔着一个逗号，但隔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。“知道了”是接收。“我会说她的”是处理。接收了之后用处理把它盖上——像用一块布盖住一个还没有愈合的伤口。“知道了”是看见，“我会说她的”是让那个“看见”变成一次训话、一次提醒、一次“你下次别再这样了”。“我会说她的”听起来像承担，其实是在推开。把问题从自己身上推开，推到那个“她”身上，然后问题就被处理完了。

她坐在那里，感觉到那阵熟悉的热又在胸口涌上来了，但没有涌到眼睛里去。它在胸口盘旋了几圈之后慢慢散开了。她忽然想到一个她一直没有想过的角度——如果那天溪溪没有回家敲门，直接去了河边，那“意外”的说法是不是就不会有人质疑？正因为她敲了门，正因为那扇门没有开，才有人需要“意外”这个说法来掩盖真相。所以“意外”不是用来掩盖溪溪的死因的——“意外”是用来掩盖那扇门没开的。这个念头落下来的时候她感觉到自己后颈的汗毛竖了一下。她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新的字：“‘意外’不是给溪溪的死打的掩护。‘意外’是给那扇没开的门打的掩护。如果没有那扇门，‘意外’根本不需要存在。”

那天晚上苏砚来的时候带来了一袋东西。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林晚还坐在沙发里，姿势和下午一样，窗外已经完全暗下来了。他看了她一眼，没有多问，走到厨房把袋子放下，从里面取出几盒清粥、一小碟咸菜、两个煮鸡蛋。他把东西放在餐桌上，摆好碗筷，然后拉开椅子坐下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吃一点。”她站起来走过去坐下来，用勺子舀了一口粥送进嘴里。粥是温的，米粒已经煮得稀烂了，顺着喉咙滑下去的时候带着一种温润的、安慰性的触感。她慢慢地把那碗粥吃完了，然后拿起那个煮鸡蛋在桌沿上磕了一下，壳裂开一条缝。她把蛋壳一点一点地剥下来，剥得很慢，蛋壳碎片落在桌面上，碎成更小的片。蛋剥好了之后她咬了一口，蛋黄是熟的、沙沙的、有一点干。她慢慢地嚼着，把那口蛋咽下去了之后她放下蛋，看着苏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