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坐在那里的时候，脑海里开始排练明天可能发生的每一个场景。她知道姑妈会先开口。姑妈永远是那个打头阵的人。她会说“一家人有什么不能好好说”，然后她会把话题往“你妈身体不好”上面引。她会哭，但不是真的哭，是一种表演性的、控制得恰到好处的抽泣。然后舅妈会跟着说“事情都过去十年了”，小姨会站在旁边不说话但眼神里全是责备，那两个远房亲戚会坐在角落里等着看戏。张桂兰会坐在沙发最边上，低着头，攥着裤面的布料。林建国会站在阳台门口，背对着所有人，像一堵会呼吸的墙。她一个一个地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他们可能会说的话，然后准备好了自己的回应。她想了很久，把每一种可能都想过了一遍。她想到最后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不需要准备太多。因为她手里有那个信封。那个信封比所有的台词都重。

她站起来走到茶几前面，把手指放在桌面上那个她准备放信封的位置。桌面是凉的，光洁的，刚擦过的。她的指尖在上面停了一瞬，然后收回来。指尖上什么都没有。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——擦干净了。但空气里还有一层极薄的灰，正在慢慢地、安静地落下来。她知道再过一会儿，那张桌面上又会蒙上一层新的灰。她擦不掉所有的灰尘。但今天她会把那个信封放在上面。那个信封比灰尘重。她把手指在裤子上擦了一下，然后回到沙发上坐下来。

她坐在那里，感觉到客厅里的每一个声音都变得清晰了。冰箱的压缩机在厨房里嗡嗡地响着，每隔一会儿停一下，过一会儿又响起来。走廊尽头那扇门被风吹得轻轻晃了一下，门轴发出极轻的吱呀声。窗外老榕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，那种声音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，填满了客厅里所有的安静。她坐在那里，把这些声音一个一个地听过去，像在数着什么。她数到第十个声音的时候，天边已经泛白了。

她站起来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晨风灌进来，凉的，带着巷子里桂花快要开败的涩甜和远处河水的湿润。她站在窗边，看着巷子里的光一寸一寸地变亮。从灰蓝变成浅白，从浅白变成暖黄。她听见巷子里有第一只鸟叫了。然后是第二只、第三只。鸟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像一张网一样把整条巷子罩住了。她站在窗边，把手撑在窗沿上。窗沿是凉的，那种凉透过掌心传到手腕。她站在那里，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是稳的。不快不慢的，一下一下的，落在一个她可以控制的范围里。她在那片鸟叫声里等着。

她听见了楼下有脚步声。不是从楼梯口传来的那种沉重的、急促的脚步声，是更轻的，从单元门口走过来的。她探头往下看了一眼。苏砚站在单元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两个纸杯。他仰着头看着四楼的窗户。看见她探出头来，他抬了抬手里的袋子。她冲他点了一下头。他没有上来。她也没有下去。她就站在窗边看着他。他站在楼下，两个人隔着四层楼对视着。晨光从巷口照进来，在他的肩膀上铺了一层暖色。她在那片光里看着他，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和他的呼吸在同一个节奏上。她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从窗边走开。她走到茶几前面，把那个牛皮纸信封从抽屉里取出来。她把信封放在茶几的正中央。然后她走到书桌旁边坐下来，面朝着那扇大门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掌心朝下。她等着。

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了。不止一个人的，沉重而急促的，越来越近。她坐在那里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掌心朝下。她等着那扇门被打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