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是律师，这些政策门儿清。二舅说得一个字都没错。

“他光自己不交也就罢了，”二舅母的声音又抖起来，“他……他在前儿个晒谷场上，把那张报纸举着，念给满屯子的人听。他说老少爷们都别交，这钱不该拿，谁交谁糊涂。围了好几十号人听……昨儿后晌，村支书李长贵就领着乡派出所的人来了，二话没说，说庆山‘煽动村民闹事、妨碍村里办公’，咔一下就给上了铐子，跟拖牲口似的拖上吉普车拉走了！”

“拉哪儿去了？”雷铮忽然开口，声音不高，但满屋一下静了。

二舅母愣了一下，才答：“说……说拉乡上了。关哪儿不让见，我托人去问，看门的说在‘学习班’里反省呢，啥时候想通了、把各家的费带头交上，啥时候放人……大姐，大姐夫，璨璨！你们可得救救他呀！他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，他就是念了张报纸啊——”

她又哭起来，胡翠微跟着掉眼泪，朵朵吓得往崔璨身边靠。安安攥着拳头，脸涨得通红：“凭啥抓人！我姥爷都说农业税免了！”

崔璨没立刻说话。她在飞快地想。

乱收费，这是头一桩。二舅说的政策她核实过一百个放心——农业税免了，三提五统废了，集体公益只能一事一议、村民自愿，李长贵收这笔钱，从根上就是违法的，钱进了谁的口袋更经不起查。

可抓人，是另一桩，而且更要命。

她侧过头，看雷铮。

雷铮是干这个的。刑警队长，从部队到公安，二十年跟程序、案卷、强制措施打交道。他要是看不出毛病，那才叫怪。

果然，雷铮眉头锁得死死的，伸出一根手指，慢条斯理地给二舅母掰扯：“舅母，我问你几句，你照实说。第一，派出所来人的时候，出示传唤证、拘留证没有？就是一张盖红章的纸。”

二舅母摇头：“没……没有。来了就铐。”

“第二，动手了没有？我是说，二舅他跟警察撕扯了吗，打人了吗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！”二舅母急得直摆手，“庆山那人蔫了吧唧的，他敢跟警察动手？他还跟人笑呢，说‘同志你们是不是弄错了’，话没说完就让人摁住了！”

“第三，”雷铮的声音冷下来，“从昨天后晌抓走，到现在，满打满算多少个时辰了？”

二舅母掰着指头算，脸一下白了：“昨儿……昨儿下午三点多……这可不都一天一宿还多了？”

“二十四个小时都超了。”雷铮把手里的酒杯往桌上一顿，声音不大，却像砸了个钉子，“治安传唤，问明白就得放人，最多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。没文书先上铐，这不叫传唤，这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。还关什么‘学习班’——公安部三令五申，哪儿来的学习班？那是私设羁押场所，是犯罪。”

他一连三个“犯罪”似的重词，把屋里人都说愣住了。

崔璨接上话，声音反而很稳：“妈，二舅母，你们先把心放回肚子里。”

胡翠微抓着她的手：“璨璨，那……那咱咋办？人家可是乡派出所，手里有枪的……李长贵他连襟听说在县里头，咱一个种地的，斗得过吗？”

“妈，这回不一样。”崔璨站起来，把椅子往后一推，目光扫过满屋子的人，“第一，理在咱这边。农业税免了，国家的政策、省里的文件，白纸黑字，他李长贵再横，横不过国法去。第二，抓人抓错了，错得还不轻。第三——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