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珩正在工坊查看阿拙新改进的一架纺车模型，闻报，眉头微蹙。她走到前院，隔着竹篱，与那两位士子相见。

“两位先生有礼。不知从何而来，有何见教？”杨珩声音平静，隔着篱笆，并不开门。

其中一位年长些的士子拱手道：“学生等乃成都游学士子，久闻杨夫子（他们用了敬称，却带着一丝刻意）清名，特来拜会。闻夫子在此设学，授以新奇之学，学生等心中仰慕，不知可否入内一观，请教一二？”

话说得客气，但“新奇之学”四字，隐隐带着刺。

杨珩神色不变，淡然道：“二位谬赞。妾身乃守制之身，居于僻壤，只为整理先父遗稿，兼以微末之学，教导几个附近失怙失学的顽童，聊以度日，兼全先父恤孤之志。所谓‘设学’，实不敢当。此间简陋，且妾身重孝在身，不宜见外客，恐有冲撞，还望二位见谅。”

她将“守制”、“整理遗稿”、“教导失怙童子”、“先父恤孤之志”几个理由抛出来，合情合理，又抬出了孝道和亡父遗泽，滴水不漏。

那两个士子对视一眼，年长的又道：“夫子过谦了。学生等闻听，夫子所授，非比寻常，有‘格物致知’之妙。我等对《大学》此语，亦心存疑惑，正欲向夫子请教，何为‘格物’，又如何‘致知’？莫非便是摆弄木石，不读经书？”

这话就带上了质疑和辩论的意味了。

杨珩心中冷笑，面上依旧平和：“《大学》有云：‘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。’妾身愚见，‘格’者，至也，穷也。‘物’者，天下万物也。欲‘致知’，自当从身边可见、可触、可究之‘物’始。观一叶之落，可知秋；察一器之用，可明理。孩童蒙昧，强以经义，如同对盲者说色，不若先令其开眼，识得天地万物之形、之性、之理，根基既固，他日若有机缘，再读圣贤书，方能知其所以然，而非人云亦云。此乃妾身一点浅见，教几个蒙童的笨法子，实不敢与二位先生论道。若二位欲辩经明理，成都城中，大儒云集，何不去向他们请教？”

她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，既解释了自己的教学理念（从具体到抽象，从实践到理论），又点明自己只是教蒙童的“笨法子”，无意参与高层次的经学辩论，最后还“客气”地将他们支去了成都城里的“大儒”那里。潜台词是：我这里不欢迎辩论，你们要找茬，去别处。

两个士子被她软中带硬地顶了回来，脸色有些不好看。但杨珩占着“守制”、“教导孤童”的理，他们一时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发难点，僵持片刻，只得悻悻拱手：“既如此，学生等不便打扰。告辞。”说罢，拂袖而去。

看着他们走远的背影，侍立在杨珩身后的素娘低声道：“先生，看他们样子，怕不会善罢甘休。”

杨珩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转身往回走，语气平静无波：“意料之中。该来的，躲不掉。”

当晚，密室中，油灯昏暗。

凌熠听完杨珩的叙述，沉吟道：“看来，是有人坐不住了。经学正统，岂容‘异端’在眼皮底下生长？尤其你这‘异端’，还是个女子所倡。”

“今日来的，不过是小鱼小虾，探探路而已。”杨珩用细棍拨了拨灯芯，火光跳动，映得她侧脸明暗不定，“背后授意的，恐怕是谯周一流。他们视经学为圭臬，视一切非经学之学问为‘小道’、‘末流’，甚至‘异端’。我父亲当年因丞相之故，与他们在朝堂上便有龃龉。如今我在此所为，在他们看来，不啻于死灰复燃，变本加厉。”

“避无可避了。”凌熠总结道。

“嗯。”杨珩点头，目光沉静，“既然避无可避，便需思量如何应对。匿名非议，暗箭伤人，他们可以。但我们不能只守不攻。首要，是让我们所教之物，所行之事，更有‘用处’，更‘看得见’。让乡民得益，让学子有成，让事实说话。其次，”她看向凌熠，“或许，我们也该让一些人，更清楚地‘看见’我们在做什么，以及……我们能做到什么。”

凌熠明白她的意思。巩固基层的认同，同时，也要适当展示力量和价值，争取潜在的同盟，或者至少，让敌人有所顾忌。

“另外，”杨珩补充道，“与伯约将军的联系，需更加紧密。我们需要知道朝中风向的具体变化，也需要……在最坏的情况下，有一条退路，或者，一个能发出声音的渠道。”
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竹林深处的宁静，已被外界的风吹草动打破。

思想的冲突，利益的纠葛，礼法的桎梏，如同无形的罗网，正在缓缓收紧。

但网中的火种，非但没有熄灭，反而在压力的锻打下，燃得更亮，更坚定地，寻找着可以燎原的缝隙。